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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毅夫对当前中国经济几个争议问题的辨析dd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10 19:58:40 阅读: 来源:计量泵厂家

林毅夫:对当前中国经济几个争议问题的辨析

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降,两个翻一番目标能否如期实现?

从1979年开始,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.8%,连续30多年。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,远超当时人们的预期。如今,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,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。

党的十八大提出,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。为了实现前一目标,从2014年到2020年,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只要增长6.8%就够了,比以前的9.8%低三个百分点。考虑到人口的增长,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只需要经济增速平均每年达到7.3%。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,中国维持7%—8%的经济增速是可行的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,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%,这种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、1967年的新加坡、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、1977年的韩国。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此之后都维持了二十年8%—9%之间的增长,中国也有希望做到这一点。加上人民币升值,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能达到12700美元,成为高收入国家。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。

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否完全是由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?

最近听到很多“中国崩溃论”的说法。最主要的原因是,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,中国经济增速下滑17个季度,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。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,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由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。诚然,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,一定存在体制的落后性;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,肯定也有体制的扭曲性。对此,大家并不否认。

但是,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外因造成的。在过去表现非常好的金砖国家中,印度、巴西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。根据最新的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,印度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10.3%,2011年6.6%,2012年4.7%,2013年4.4%;巴西2010年7.5%,2011年2.7%,2012年1.0%,2013年2.3%。相比之下,中国2010年10.4%,2011年9.3%,2012年7.8%,2013年7.7%,情况要好得多。亚洲一些高收入的经济体也经历了比中国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速下滑,韩国2010年6.3%,2011年3.7%,2012年2.0%,2013年2.8%。以上的数字表明,我们无法用内因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,因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类似或幅度更大的下滑。

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欧元区,但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,欧元区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,2012年和2013年均处于负增长。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,美国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.0%和1.8%,也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。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,日本已经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衰退。因而,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非常疲软,“三驾马车”中的“出口”跑得慢了。上述的印度、巴西、韩国等国家也正遭遇着同样的情况。

发达国家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复苏,必须采取有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,但可能会导致短期失业率上升。基于这种考虑,结构性改革很难真正推行,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像日本一样出现持续十几、二十几年的经济萎靡。

到底应该更多依靠消费还是依靠投资?

在上述国际经济形势之下,中国经济显然不能再靠出口来拉动,而应该转向内需,也就是国内的消费和投资。到底应该更多依靠消费还是依靠投资?这在国内有不少的争议。

我们认为,拉动经济还是要靠投资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,但建立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。收入水平提高的先决条件是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。怎么样才能让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?一方面要靠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,让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,或生产的附加价值越来越高,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,让市场的交易能够顺利进行,减少交易成本。不管是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,还是基础设施的完善,都必须靠投资来完成。只有靠投资拉动经济,才会实现可持续的增长。如果仅仅是扩大消费而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提高,那只能靠储蓄维持一段时间,等储蓄用完就只能靠借债,等到出现过度负债、需要还债的时候就是危机来临的时候。

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前提是有效的投资。所谓有效的投资,指的是这种投资应该要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,有比较高的社会回报。这样的投资才能够真正拉动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。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投资,而是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。经过三十几年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,我们是不是还有好的投资机会?答案是肯定的。

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,首先有充足的产业升级空间。发达国家的经济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全世界最前沿,继续投资什么很难知道。中国可以在世界产业链、技术链之内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,相对容易,从而投资回报率相对高。其次,中国基础设施的欠账还非常多。过去我们投资的基础设施很多是城市之间的,而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,像轨道交通、地上铁路、各种管网等都极端欠缺。再次,中国环境污染严重,环境的改善也要靠投资。最后,城市化率还不够高。现在城市化率只有53%,距离发达国家70%—80%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。好的投资机会多,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。

(林毅夫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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